总之,他们不喜欢这样一个非常煞风景的结
尾,重点是放在前面40年代,选美,三角恋,金屋藏娇……但事实上,从我自己来说,如果没有
第三部,我绝对不会来写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在写脆弱的布尔乔亚和壮大的无产阶
级。”明清楚,《长恨歌》的叙事不能没有上世纪80年代上海重回现代化轨道的“第三部”内容。
王安忆以超越的理性态度,将笔下的王琦瑶归入“脆弱的布尔乔亚”一群,显然与之保持了情
感的距离。王琦瑶的死亡也并非“一个城市历史的逝去”,这是一次脆弱的布尔乔亚在市民新
一轮膨胀中的必然死亡,上海由此获得世纪的新生。我们看到,关锦鹏的怀旧式想象只认同
30、40年代的“上海传奇”,恰恰抛弃了原作中上海最富有情韵的日常性一面,也拒绝了作家对
上海文化传统的理性思索,香港电影的“双城故事”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亚洲的宗教、历史和文化资源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延展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沈氏何以要将这三篇文章排除在全集之外? 沈德潜现存的诗文没有谈到他不收这三篇文章的理由,我们只能从沈氏《归愚文钞》、《归 愚文钞余集》收录文章的基本情况、沈氏与这几个人的交游状况,并参考沈氏的诗学观念推测 这三篇文章不被收录的原因。
另一种大众想象则来自于左翼的批判力量。对于左翼运动者来说,他们很清楚的意识到电 影作为揭露资本主义的有效工具。不过,或许因为资源的欠缺,他们仅能透过电影放映、对左 翼电影的推荐介绍或是将电影视为城市象征进入小说文本当中等方式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地的大众想象与实践,与东京、上海之间城市的连结乃至资源的汲 取都有密切的关联。
因此新诗在
艺术上,每一首都必须量体裁衣,根据其个性现场设计款式。这是新诗作者的苦衷,也是中国
新诗难出完美作品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我手写我口”,忽视语言美学的精神掩护下,粗糙有
理,高雅有罪,前者属大众化,后者为脱离群众,已是“不争之理”。凡此种种,已成为“革命精
神”,深深积淀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对文字的审美追求,早已是昔日过时落伍的事了。可以说,
今天的汉语新诗,语言缺乏诗艺审美标准已是既成事实,笔者认为这仍是新诗的一个缺点。如
何为新诗自由体寻找审美规律,似乎是应当关注的问题。首先应当对汉字白话文的语言审美
有一定的理论和艺术实践的关注,不能只要通顺就行。即使都是白话,也有日用口语与文学语
言之别,但究竟怎样形成新诗的文学语言以别于日用的口语,却还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只能寄
望于未来的诗人与学者的创造与想象力。